中国性教育的历史使命
主持人李扁：下面有请朱琪先生做报告，他的题目是“中国性教育的历史使命”。
朱琪：
我曾经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性病艾滋病研究室主任，从1988年为筹办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到马尼拉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艾滋病健康教育会议开始，一直在从事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和性健康教育工作，退休后也仍然参与有关活动直到现在。我们国家的性健康教育，实际上是艾滋病催起来的，如果不是因为艾滋病流行，开始得可能还要晚些。1963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全北京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时，提到了性教育。那次演讲从晚上九点钟，一直讲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我一直都在认真听。我希望把20多年从事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实践、思考，在这20分钟里讲完。
去马尼拉，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上我被推举为会议主席。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西太区各国举办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培训班，当时主要的授课和辅导人员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专家。开会期间，我发现西方专家并不像先前想象的那么高明。他们说“现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所以除了使用避孕套，没有其他办法。以后有了特效药，艾滋病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担任会议主席，与他们接触和谈话的机会就多一些。我对他们说青霉素发明后的40和50年代，欧美国家已经用得相当普遍，当时青霉素对淋病、梅毒都是特效药，而且避孕套也一直在被用来预防性病，但是为什么淋病、梅毒到现在还在流行？因此造成性病艾滋病流行难于控制的关键是人的不健康行为，靠特效药和避孕套是不可能最终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对此，他们无话可答。我想我们中国人比你们想得周全，避孕套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有效，依靠避孕套是不可能最后遏制艾滋病流行的。
2001年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个关于避孕套用于预防性传播疾病的专题研究报告，表明避孕套在用以预防艾滋病、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梅毒、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软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肿八种性传播疾病时，要数对艾滋病的效果最好，可以降低85％的感染风险；对于淋病，可以预防女性传染给男性，但是不能预防男性对女性的传染。避孕套对尖锐湿疣没有预防效果，对于包括梅毒等在内的其余五种性病是否有预防效果，至今还缺乏流行病学证据。这一项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在美国具有法律效力，这就是从科学和法律的角度上讲，不能笼统地说避孕套可以预防性病，而只能说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可以降低多大的风险。有关的具体内容太多，今天就不多讲了。
我以为性的健康教育首先要以性道德为基础，为什么？因为性的生理知识内容都是确定的，基本上不存在不同意见；性的心理知识相对比较复杂，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原则分歧。性道德教育就不同，因为不仅性自由者反对，而且有性自由行为倾向和受性自由思想影响的人，以及对性自由危害缺乏深刻认识的人，他们实际上也不赞同。
从表面上看道德是人文科学，实际上道德背后主要是自然科学。合理的道德是人类文明在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是有利于人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精神遗产和财富。历史悠久的古老宗教也包含有丰富的道德内容，但是我们中国的主流传统道德跟宗教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孔子不信鬼神，儒家哲学不是宗教，不应该被称为儒教。由于历史已经遗忘了道德的成因，致使道德成了一个隐藏着几千年秘密的黑匣子，谁也不清楚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合理的道德背后是科学，有自然科学，也有社会科学，但归根结蒂是自然科学。这就是说合理的道德里面有很多很多科学，并且还是高于科学的。
为什么说道德里面有着科学内涵，而且道德是高于科学的？现在就以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例子来说明其中的道理。大家知道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没有受到药物治疗控制的话，艾滋病毒通过复制传代，繁殖得非常快，感染者的身体里每天至少可以产生一百亿个艾滋病毒，而且还经常不断地在复制繁殖的过程中发生变异，有耐药性的毒株也就随着变异不时地产生。地球上细菌和病毒的种类非常多，繁殖快，变异迅速，有致病力的新菌种、新毒株会不断地产生。现在老的性病一个也还没有被人类消灭，新的性病却在陆续出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病原体繁殖快、变异快，致使新的性病越来越多。微生物一天就能够传许多代，人类却要20多年才能传一代，变异非常缓慢，无论如何赶不上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和变异速度，当今人类要仰仗自身免疫系统发生变异来产生对新性病的完全免疫能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在现代人和病原微生物之间的生存竞争过程中，人类的唯一优势就是智慧，通过智慧可以发明疫苗、抗生素、微生物杀灭剂来战胜微生物。但是有多个重大的难点制约着人类生物医学的发展：
首先，由微生物变异引发的新传染病总是在先，而人类为战胜这种疾病所作的努力只能紧随其后。由于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艾滋病，因而当突然发生艾滋病流行时，人类对这种疾病肯定一无所知，这就决定了针对艾滋病的生物医学技术总是滞后的。在生物医学能战胜艾滋病之前，人类有没有最安全可靠的预防艾滋病方法？
第二，人类制服一种性病往往需要很多年时间，并且即使有了特效药，也不见得就能很好地控制这种性病，更不必说是消灭。梅毒、淋病至今还在流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人类究竟能依靠什么才能最有效地制止性病流行？
第三，人定并不一定能够胜天，人类至今未能研制成功针对梅毒、淋病等老性病的疫苗，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恐怕更加难于成功。艾滋病流行已经20多年，还要再等多少年疫苗才能成功谁也难于预料，在此之前能不能找到比避孕套或微生物杀灭剂更可靠的预防方法？
第四，即使研究成功了某种性病疫苗，一种疫苗通常也只能预防一种性病。按照现在的情况，原有的性病还不曾解决，新的性病又在继续出现，人类能否找到除了疫苗以外的有效预防途径？依靠这种途径，既能预防现在已经存在的艾滋病和所有性病，又能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新性病。
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有，还无需寻找。但这并不是生物医学科学，而是为西方的性革命所抛弃，也已经被许多中国人淡漠和遗忘了的性道德。事实上，有史以来人类为防治性病，加上20多年来人类为防治艾滋病，历尽艰辛所取得的生物医学成就的总和，其预防效果都远远不如性道德。不论东方或西方，只要我们能够理智地认识和继承传统道德的合理部分，不性乱，不吸毒，性病和艾滋病就流行不起来，由性病和艾滋病造成的一切难题也就都可以迎刃而解，用不着像现在那样对艾滋病束手无策，更不必有任何慌张。
性道德能够解决生物医学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体现了道德高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功能。道德之所以能够高于科学，是因为道德是科学思维的结晶，代表着人类的最高智慧，因而道德原本就是科学的产物。从社会医学的角度来说，道德决定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进而支配着每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所以健康的行为寓于健康的道德观念。道德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在人类和性病病原微生物的生存竞争中，智慧更是人类对于病原微生物的唯一竞争优势，放弃了性道德，也就是失去了自己的最大优势。
性道德实质上是一种生态道德。在忌讳性道德的人越来越多的今天，却有更多的人感受到严重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已经危及自身，因而大声呼吁“生态道德”。“生态道德”这个新名词之所以应时而生，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不可能完全依靠现有的自然科学技术来解决由环境污染导致的生存危机，于是只能求助于依靠社会规范来约束破坏生态的不道德行为。可见“生态道德”是智慧和科学思维的产物，然而却没有人意识到性道德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态道德，一种属于祖先历史智慧遗产的古老的生态道德。如果说今天的世界已经承认生态道德，那么就应该承认存在着两种生态道德，一种是宏观的，另一种是微观的。
宏观生态道德：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生态平衡，亦即保护外环境（包括生物的、理化的）免遭不良行为的人为破坏；
微观生态道德：保护人类自身机体的生态平衡，亦即保护内环境（包括微生物的、生物化学的）免遭不健康行为的人为破坏。性自由显然破坏了人体生殖道正常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平衡，所以性道德的实质是一种微观生态道德。
性自由造成的性乱行为，从人为地破坏人体生殖道正常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平衡开始，随着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人体内环境的稳定也遭到破坏，于是引起性传播疾病，最后导致性病艾滋病的严重流行。显而易见，与对外环境的破坏相比，对人体内环境的破坏是更为严重的生态破坏。因为这种破坏更加直接和更加严重地摧毁着人类的健康，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由此可见性道德确确实实是一种生态道德，并且是一种对人类生死攸关的重要道德。令人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在为了保护外环境而呼吁重视宏观生态道德的时候，却在疯狂地破坏这种更重要的微观生态道德—性道德，致使人类机体的内环境正在遭受性自由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病原微生物破坏。因此不要以为有了“安全套”便可以不再惧怕非意愿怀孕和性病艾滋病，性行为也可以从此不再受性道德的约束。这不仅因为避孕套并非可以保证避免怀孕和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所谓“安全套”，更重要的是避孕套绝对解决不了由性自由引发的一系列甚至比性病艾滋病还要严重得多的其他社会问题。由此也可以清楚看出道德源自科学，又高于科学的原由。
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批准成立“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并且正在推进全民生态道德教育，但这仅仅是重视宏观的生态道德教育，而完全忽视了更加迫切需要推进的全民微观生态道德教育。令人深感遗憾的是现在缺少一个“中国微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或曰“中国性道德教育促进会”来推进全民微生态道德教育，也即性道德教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性道德作为一种精神财富，是预防艾滋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卫生资源。忽视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我们的一个重大资源优势。
上午许嘉璐副委员长讲到了泰国和乌干达预防艾滋病都取得了成绩。有关部门一直在宣传泰国依靠100%使用避孕套取得成功的经验，但是泰国近6000万人口中现在还有着近100万
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个100万是动态平衡数字，原来的艾滋病人死了，新的感染者又继续出现，维持了这样一种平衡。中国人口是泰国的20倍，泰国的100万就意味着中国的2000万，如果中国长期保持着20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话，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乌干达预防艾滋病取得成果，是由美国医学教授法津·达瓦契倡导的“贞洁、忠诚，预防艾滋病教育”运动促成的。1990年他去乌干达的时候，那里15至19岁少女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是38％。他说服乌干达总统接受他的预防艾滋病教育主张，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进行道德教育，性道德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一直到中学毕业，也就是9年。到1998年时，少女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就下降到了7.3%。对于如此显着的成绩，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推行乌干达模式，而是一意推行泰国的100%使用避孕套，这在我在脑子里始终是个问号。
有人说我反对避孕套，我怎么能反对避孕套呢！因为我的研究室是专门从事预防艾滋病的，从一开始我就在有高风险行为的人中推行避孕套，与之不同的是我主张必须把避孕套可能出现的失败风险如实告诉教育对象，不能剥夺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这一点特别重要。不应该以安全和保险这样得绝对概念来麻痹群众预防艾滋病的警觉性，“安全套”就是这样一个近乎绝对的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从心理上产生虚假的安全感，以为只要用了“安全套”，就获得了安全和保险，因而可以无所顾忌地参与性乱活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是存在一定失败风险的，知道了这一点，理智的人们就会选择远离高风险性行为，这对缩小高危行为人群是有利的。至于青少年学生，尤其是中学生的性教育，如果不是突出性道德教育这一重点，而是偏重避孕套教育，那么他们的性行为肯定会因此活跃起来；再由于他们很难坚持使用避孕套，结果就增大了他们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当前的现实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我们可以看一下瑞典。瑞典是西方最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已经60多年了，可是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瑞典网页上就是找不到该国的避孕套使用率。后来终于在英国杜蕾斯公司2003年对许多国家的避孕套使用率调查报告上，发现了一个数据：欧洲避孕套使用率最低的国家是瑞典，仅为39％，也就是说61％的人不用避孕套。在一个性行为高度自由的国家里，39%的避孕套使用率显然不足于达到控制艾滋病流行的目的，那么中国在性自由日趋兴盛的情况下，需要多少年时间，才可以把避孕套使用率提高到足于遏制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呢？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所有西方国家的艾滋病毒感染率都比中国高得多，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预防工作做得比他们好，而是老祖宗留下的优良性文明传统还在庇护着我们。但是随着嫖娼卖淫活动的加剧和性自由的迅速蔓延，当我们传统性文明的优良部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并且我们又失去了扞卫自己的道德文明的能力时，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就会超过他们，因为西方性自由生活方式下的避孕套文化，不只是不可能阻挡，相反还会加速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中国当前的艾滋病疫情，不就是在加紧推行“安全套”的情况下迅速加剧的吗？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转变自己的预防策略，就不可能有效制止艾滋病快速流行的过程，而这种快速流行一直要持续到疫情相当严重的时候，才有可能开始趋向缓和。到那时，因加大推行避孕套力度而受到“安全套”安全可靠的宣传，以致越来越扩大的高风险行为人群，都可以亲眼目睹艾滋病人的痛苦，都能够直接感受到艾滋病的死亡威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高危性行为方能减少，高危性行为人群也随之缩小，艾滋病疫情才得以减轻，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泰国艾滋病流行发展过程一样。不过到那个时候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即使不至于上升到2000万，也将不会少于1000万。
泰国1984年，中国1985年，两国先后出现第一个外来艾滋病例。到1996年为止的前10年时间里，泰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增加至100万，而中国的估测数还不足10万，泰国的流行速度是中国的200倍。泰国艾滋病流行的速度如此之快，是因为国情与中国迥然不同，没有像中国这样严格的传统性道德，而是笑贫不笑娼，色情行业极为兴盛。泰国北部的珀瑶省，50万人口中，妓女竟然不可思议到有10万之众。
实际上，泰国艾滋病疫情有所稳定的主要原因并非泰国官方和国际防治艾滋病机构所声称的是因为做到了100%使用“安全套”，而是高危性行为人群的显着缩小。据泰国红十字会资料，1990年有22%男青年嫖妓，1993年降至10%；非婚（非嫖）性行为1990年为28%，1993年降至15%。90年代后期的降幅则更大。珀瑶省是泰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根据该省卫生局提供的资料，90年代初当地中学生有60%嫖妓（当地男孩子的第一次性性行为是父亲带着到妓院去体验的），到1995年时降至16.9%，1996年更降至2.3%。高危性行为人群缩小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极为严重的艾滋病疫情，在泰国随处都可以看到艾滋病人，许多医院里半数左右的住院病人患的是艾滋病。由于长期广泛开展的预防教育，群众都知道性传播是艾滋病流行的原因，直接感受得到的死亡威胁促使性乱行为收敛，泰国本国的嫖客和妓女数量也有所减少。高危性行为人群的缩小是艾滋病疫情好转的决定因素，避孕套虽然可以降低高危性行为的感染风险，但是提倡使用避孕套决不可能使高危性行为人群缩小。恰恰相反，强调避孕套的安全性只能使高危性行为者拒绝改变不健康行为，甚至促使高危性行为人群扩大。泰国竭力强调100%使用避孕套的成果，有维护其国际色情旅游业的目的，然而正是因为避孕套安全可靠的宣传，麻痹了民众对预防艾滋病的警觉性，才使泰国艾滋病疫情稍有好转，高危性行为随即重新增多，造成6000万人口的泰国长期保持着100万上下艾滋病毒感染者。这是一个居高不下的动态平衡数字，近几年来还出现重新上升的趋势。
重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强调性道德教育绝对不是封建主义老脑筋，但是性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否则不但不会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自从开展性教育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很多教师和家长态度保守，担心学生被教坏，因而不同意，甚至抵制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其实，教师和家长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他们担心的就是那种空洞的性道德教育说教，再加上突出手把手地教学生使用避孕套，以及让学生互相传授怎样使用避孕套的性教育。这样的性教育在性自由已经盛行的西方，已经不再可能使学生开始性行为的年龄提前，也不再可能促使他们的性行为更加活跃，但是在国情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中国，造成的消极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当前，中国的青少年正是在这种性教育的促使下，开始性行为的年龄迅速提前，性行为也随之越来越活跃，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进行以科学的性道德为基础的性健康教育，教师和家长肯定不会反对，也不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
正如许嘉璐副委员长所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很深。我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所以不会像有些外国专家预计的那么高，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底蕴。前面说过，在艾滋病流行的前10年，我国的艾滋病流行速度之所以比泰国慢200倍，就是因为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当时受到性自由冲击的破坏还不是很严重。但是性自由经过10多年迅速蔓延后的今天，情况已经变得相当严重，那么怎样来维护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首先应该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惯性思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我们谁都承认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历经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才孕育和创造出这一无比辉煌文明的的封建社会，却被描绘得漆黑一团，传统的性道德被笼统地说成是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性禁锢，什么未婚男女应保持童贞，已婚夫妻应互相忠诚，都是封建礼教的流毒，因而一无是处，这实在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必须肯定反封建的革命成果。建国后，在历史传统和革命理念的基础上，为解放妇女和体现男女平等，建立起性和婚姻严格统一的一夫一妻制度，以及为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而提倡的恋爱和婚姻道德，应该被认为基本上是合理的；再者，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性自由。近些年来，建国后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合理的新的恋爱婚姻道德，一概被贬为新的性禁锢，因而需要性观念开放和性行为自由的性革命。有了这样的性革命理论，于是性自由生活方式迅速泛滥，引发了性和婚姻分离，性和爱分离的文明倒退现象，婚前性行为不再受到合理约束，谈着恋爱就有性，有几个恋爱对象就有几个性接触对象，即使不谈恋爱也可有性；婚外性行为更成为风流，婚外情，一夜情，交换配偶，随遇而交，性行为变得异常轻率。与此同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优秀传统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日趋淡薄，甚至完全丧失，以致腐败之风萌生，嫖娼卖淫有禁无止，变相纳妾包二奶盛行，情人成串。性自由生活方式的猖獗蔓延，极为猛烈地冲击着中华民族的优良性道德传统，致使性行为越来越混乱，进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艾滋病高危行为人群，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艾滋病的性传播。
性自由生活方式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青少年，为了遏制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不使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成百万成千万地增长，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性文明传统，而只有在青少年中开展以科学的性道德为基础的性健康教育，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后代不至于丢失这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精神财富，才有可能最有效地在最短的时间内制止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这是当今中国性健康教育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遏制艾滋病流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民族优良的性文明传统上，更寄托在我们全体青少年的身上。
戒色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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